尽管荷兰政府呼吁加沙战争立即结束，但在对以色列施加实质性压力方面，仍然采取克制态度。专家与多家援助组织指出，荷兰政府避开了可行的制裁手段。

近期，荷兰与数十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加沙平民的苦难达到了新低点”，并警告称若以色列不停止战争，将采取“后续措施”。但声明中并未明确说明这些措施为何。

“参与这类声明的国家都知道，这并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乌特勒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员彼得·马尔孔滕（Peter Malcontent）指出。“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本想走得更远，但又被其他不愿采取行动的成员国所制约。”

欧盟表态无牙，具体措施被“搁置”

上月，欧盟认定以色列违反了其与欧盟签订的贸易协定，但成员国未将此结论转化为任何后果。欧盟对外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Kallas）仅表示将准备一套“备用的制裁方案”，暂不执行。

援助组织Oxfam Novib负责人米歇尔·瑟瓦斯（Michiel Servaes）对此回应称：“令人难以忍受的虚伪。一周前，各国政府本有机会采取实际行动制止以色列，但他们再次选择袖手旁观，眼看着加沙的种族灭绝每天继续。如今发表这样一份声明，无异于懦弱。”

包括Oxfam Novib在内的100多家援助与人权组织也发布声明，呼吁各国采取具体行动：停止对以色列的武器和弹药出口，并将加沙地区的人道物资分发任务从备受争议的GHF组织转交给联合国。

制裁不是不可能：荷兰可以单方面采取行动

尽管欧盟层面的行动受限，但荷兰可以单独采取多种措施：

• 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
• 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
• 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比利时根特大学制裁问题研究员达维德·瓦伦泰克（Dawid Walentek）指出，单边制裁虽有难度，但“并非不可能”：“比如荷兰政府在2023年决定不再允许ASML向中国出口部分芯片制造设备。这种做法同样可以适用于以色列。”

马尔孔滕补充说：“政府常说‘单边制裁无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成立。但作为一个国家，仍然可以选择以国际法为准则行动。”

商业资本的潜在影响力

除政府外，企业也可能发挥重要影响。例如荷兰第二大养老基金PFZW去年决定终止对以色列上市公司的投资。

据非营利研究机构SOMO的数据，荷兰是以色列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承担了欧盟对以投资的三分之二。终止这类投资或许能对以色列形成实质性压力。

但瓦伦泰克提醒，企业做出此类决定并不无风险：“一旦美国（尤其是特朗普重新掌权）认为企业因拒绝向以色列供货而‘站错队’，就可能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公众能做什么：消费者抵制是否有效？

除了政府和企业层面，普通消费者也可以采取抵制行动。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长期呼吁抵制星巴克、麦当劳、可口可乐等与以色列有联系的跨国品牌。

不过，瓦伦泰克认为这类抵制经济效果有限：“有时甚至起到反效果——品牌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反而提高了其知名度，消费者未必记得抵制原因，最后仍会继续购买。”

但他强调，这类行动并非无意义：“通过公开点名批评（naming and shaming）、传播抵制的道德理由，依然可以形成社会压力。”

“最终必须面对我们是谁”

历史上也有消费者抵制取得成效的例子，例如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全球抵制运动。

“为什么那次有效？可能是因为南非局势实在太糟糕，也可能是文化上的抵制——例如禁止南非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产生了更大舆论压力，”瓦伦泰克说。

“但最终，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价值判断问题，”马尔孔滕总结道，“你可以说这不够有效，但当历史走到某个临界点，你必须决定——作为个人、国家和社会，你愿意继续沉默，还是勇敢地说：我不想再成为这一切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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