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病逝于常州，终年64岁。
925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阅读这位北宋时期大文豪的作品。
从19世纪欧洲传教士译介苏东坡作品，到林语堂以英文《苏东坡传》塑造他豁达文人形象，再到法国《世界报》将其评为“千年英雄”，不同文化不断赋予苏东坡新的形象。
相比于“天才”“乐观”“旷达”等耳熟能详的标签，如今越来越多学者希望回到历史现场，理解一个更真实、更复杂的苏东坡。
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前主任艾朗诺（Ronald Egan）提出“散为百东坡”的观点。在他看来，苏东坡不是一个固定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人、一处值得不断深掘的丰富矿藏。
近日，艾朗诺接受专访，分享他眼中的“百面”苏东坡。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你为何提出“散为百东坡”这一核心观点？这一观点，挑战了关于苏轼的哪些传统认知？
艾朗诺：“散为百东坡”源自苏轼元祐六年（1091年）在颍州所作的《泛颍》。当时，苏轼任颍州知州，身处新旧党争的政治环境之中，仕途经历起伏，在自然山水中寻求慰藉。诗中“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既描写了水中倒影随波散聚的景象，也寄托了苏轼对自我的思考。
我认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苏轼形象，其实过于简单。他当然乐观、洒脱，也喜欢享受生活，但现实中的苏轼远比这个形象复杂。他经历过政治上的成功，也经历过被捕、下狱和长期贬谪。他有愤怒、挫折和自我怀疑的时候，有着非常深沉、内省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有时呈现出轻松、乐观的一面。他的“乐观”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痛苦，这恰恰是一种面对痛苦的方式。
所以，与其寻找一个固定的苏轼，不如看到不同处境中的苏轼。不同阶段、不同身份、不同文本里的他，彼此之间既有联系，也存在张力。
▲《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图书封面。（受访者供图）
记者：你聚焦研究苏轼的书信、题跋、奏议等内容。其中哪些细节容易被忽略？从西方汉学的视角看，苏轼的哪一种“面貌”最容易被低估或误解？
艾朗诺：研究苏轼不能只看他的名篇，还要深入苏轼的尺牍、题跋、杂记。这些文本往往更贴近日常写作，体裁也相对灵活，因此能够让我们看到苏轼更直接、更具体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比如，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苏轼常谈论医药、养生、酿酒，这些资料揭示了其日常生活与知识结构的广度，以及一种将生活艺术化的实践智慧。
有些学者受“文学中心主义”影响，长期将苏轼视为文学家，低估了其作为政治实践者和地方建设者的“事功”。
苏轼一生多次出任地方官，在杭州、徐州、颍州等地留下了具体的治理实践。他的“行”与其“文”并非割裂。他对民生的关注也体现在具体的施政实践中，使其在儒家“仁政”框架内，注入了更具实践性的关怀。因此，理解苏轼，不能将他的文学创作与政治实践、学术追求割裂开来。
这种从不同“切片”进入人物的方式，同样可以用于理解其他中国历史人物。比如研究杜甫，可以分别从他的儒家情怀、诗史书写、日常生活和交际网络切入，看到“诗圣”形象背后的现实处境；研究王安石，也可以从经学、诗歌、佛学以及政治实践等不同侧面入手，理解他的变法思想与个人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
▲2025年10月31日，展厅内人头攒动，苏轼真迹颇受到访者青睐，展品《书前赤壁赋》前聚集了排队观赏的游客。今年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100周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近日推出“千年神遇——北宋西园雅集传奇”特展，展出北宋文人苏轼《书前赤壁赋》、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米芾《蜀素帖》等54件珍品，展至2026年1月7日。（图片来自中新社）
记者：2000年，法国《世界报》将苏轼评为“千年英雄”。在你看来，这意味着什么？
艾朗诺：苏轼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自由、生活智慧和创造力，也许正是他能够跨越文化边界、获得法国读者关注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种选择性共鸣，评选过程中一定程度放大了苏轼身上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相通的部分，而相对淡化其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担当、世界观以及与中国帝制结构紧密缠绕的复杂性。
《世界报》的评选更像一次跨文化的重新阐释，法国读者按照自身的文化经验，重新发现了苏轼身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面。我希望我们能够意识到，不同文化对历史人物的理解，都带有自身的文化视角。
记者：若为苏轼安排一场与西方共鸣者的对话，你会选择谁？你认为他们最可能讨论什么议题？
艾朗诺：我会选择歌德，二者皆为“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在多个领域有建树，且都经历了漫长的生涯与时代变迁。
他们的对话可能围绕世界文学，探讨文学如何既能扎根于本土文化精髓，又能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困境。二人都曾身居高位，又都曾在任期间遭受挫折。他们或许会讨论，一个身处政治与社会结构中的知识分子，如何保持精神独立，同时参与现实社会。
苏轼对自然与实用知识的兴趣，也许会让他与热衷自然研究的歌德找到共同话题。此外，他们或许还会谈到晚年如何回望自己的一生，谈论如何面对生命的流逝，如何理解自己多面而复杂的一生，以及艺术创造如何成为对抗时间、整合自我的方式。
▲2024年7月30日，艾朗诺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讨论《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新书发布。（受访者供图）
记者：在当代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注重经营“人设”。苏轼的“百面”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艾朗诺：社交媒体上的“人设”往往会将一个复杂的人压缩成几个容易被识别的标签，而苏轼的“百面”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首先，真诚是复杂性的前提。苏轼的多面性并非刻意经营，而是其面对真实世界、进行真实思考、流露真实情感的自然结果。他告诉人们，不必恐惧自我内部的矛盾与流动，那可能是生命丰富性的证明。
其次，苏轼在不同身份和人生处境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诗人、官员、学者、书画家等不同身份，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他的身份是情境性的、关系性的。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苏轼对百姓存在深切同情。这种“共情能力”是苏轼所有“面”的底色，使其多面性不致流于虚无或自恋。在社交媒体时代，真正持久的影响力，仍然来自对他人的真诚关怀和切实行动。（完）
记者/孙晨慧
受访者简介：
▲艾朗诺（Ronald Egan）（图片来自中新网）
艾朗诺（Ronald Egan），1948年出生，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汉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他1976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主任、孔子学院汉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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