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刚刚告别假期的荷兰民众把目光聚焦在一个事件上：国务秘书Harbers行使自由量裁权，让现年12岁的亚美尼亚女孩Lili和她13岁的哥哥Howick继续留在荷兰。
事件的起因是移民局发现并遣送一名亚美尼亚籍女子时，发现她在荷兰生活了十年的孩子Lili和Howick也是“非法移民”，于是移民局也想要把孩子们遣送回亚美尼亚。
令人欣慰的是，移民局的操作遭到了荷兰社会的反扑，各大公民社会组织、孩子们的学校，以及孩子们所在城市的市民都进行了各类情愿，要求法院撤回移民局的判决。
虽然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是围绕移民融入、家庭团聚、社会流动等与“外国人”身份有关的法律事件在荷兰以及整个欧盟都层出不穷。
这反映出：在一个流动性越来越大的欧洲社会，政府、法律体系与公民认同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这其中不仅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荷兰以及欧盟诸国对“移民”问题的管理，也涉及到法务工作者如何运用规则和常识，为移民争取身份和居民权益。
《中荷商报》访谈了柏德律师事务所(Pieters Advocaten)的合伙人，就荷兰社会的移民融入与法律实践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希望能给居留在荷兰的华人读者带来启发。
柏德律师事务所(Pieters Advocaten) 成立于1990年代，它在移民法、婚姻家庭法、劳动法以及企业法领域的案例服务享有非常高的业内声誉。1990年，Judith Pieters女士成为执业律师，她立志要为刚刚进入荷兰的难民与新移民提供法务服务，于是创办了Pieters Advocaten律师事务所。
起初，她的专长是有关人道主义方面的法律服务。口碑和业务量成正比，1997年，擅长婚姻家庭法和公司法的René van Stralen先生加入业务量剧增的律所，成为合伙人。之后，律所又吸纳从法学院毕业的热血青年Gerben Dijkman进入合伙人团队，接手并成功处理了大量的移民类案子。现在，Gerben Dijkman已经成为了荷兰移民法领域著名的律师。
他们都毕业于乌德勒支法学院。乌德勒支法学院是持有人道主义传统的欧盟法律研究者心中的圣地，这几十年来，它为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融入类法律服务市场提供了大量的专业人才。柏德律师事务所在2018设立了中国事务部，为在荷兰旅居的华人提供荷兰以及欧洲法律的咨询和服务。
中国事务部对雇员的甄选，除了考察其法律知识水平之外，也非常重视他们的个人品德素养与律所的价值观匹配。我们还特别考察他们对跨文化法务服务的理解。在与中国客户沟通过程中，我们的中国雇员必须向客户尽可能地讲解荷兰的一些基本法律知识以及社会类常识，从社会文化制度层面达到对法律案例的全面理解。
柏德事务所希望在《中荷商报》的媒体平台上，自篆有学术水准并且易懂的文章，向在荷兰生活的华人普及法律知识，内容主要集中于移民法，婚姻家庭法以及劳动雇佣法等方面。
C：ChinaTimes 《中荷商报》 Judith: Judith Pieters René: René van Stralen Gerben: Gerben Dijkman
C：各位律师好，我想先请各位跟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现在关于移民法、婚姻家庭法、劳动法以及企业法等民事类法律的新变化，以及，各位可否针对这些变化，为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些生活，工作与商务上的建议？
Judith：我从我的专项移民法说起。当下，荷兰移民法更注重对经济类移民法条的补充说明。这个变化反映了两个社会事实：第一，国家加强了对移民的经济行为的管理。第二，对国家来说，移民过程中的社会层面的诉求的重要性在下降。换句话说，国家开始鼓励能为国家带来实际经济效益的移民，比如商务移民，高技术移民等等。而“避难”属性的移民则不被鼓励，这就是为什么Lila和Hollwick会被驱逐出境的原因。作为荷兰民众，我很高兴他们可以留下来。
René：荷兰与移民有关的法律体系处于两股“反向”的运动里。一方面，它希望人们移动，因为移民对荷兰社会的发展来说是必须的。另一方面，一些管理移民的政府机构变得非常保守，官僚在“管理”与“限制”人的流动。这是移民法律体系建立过程中面临的基本张力，但这对张力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Gerben: 确实如此，在我们提供法律服务的经验中，我们更加强调移民们一定要遵守那些硬性的融入规定，比如一定要学好荷兰语，努力通过荷兰语融入考试。
C：在荷华人一般会卷入哪几类法律纠纷里？律所如何帮大家解决问题？
Judith: 我们在处理移民的法律纠纷和提供法律援助方面非常有经验，我们经手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的经济与社会纠纷案例。华人群体中发生率比较高的主要是移民纠纷本身，我们打官司的对立面是移民局。我们会在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前提下，努力提呈各种证据，与移民局据理力争。
René: 我比较擅长的是婚姻法、劳动法和商法有关的案例。这些法域，其实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在荷兰的华人，可能对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没有那么了解。因此，我们在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之前，会要求我们的中国雇员简单地讲解一些最基本的知识给需要帮助的中国客户，客户们可以用这些知识和道理，来解决自己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且避免纠纷。居留荷兰的华人客户由于其“移民”的特性，在他们面临财产、工作与婚姻纠纷的情况下，也会涉及移民法务的问题。那么移民法同其他法域的关联就更加密切。所以，我们经常遇到需要两位同事共同合作的案例。移民群体的家庭婚姻财产纠纷涉及多国法律问题，我会尽量建议我的当事人在荷兰打官司，然后我会平衡不同国家的法律条款，为我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
Gerben: 其实大部分的纠纷涉及不同层面的诉讼。比如一个与“移民”有关的案例，背后可能涉及到“家庭婚姻法”“劳动法”“公司法”层面的议题。正因为现实法务的复杂性，我们律师之间的分工变得特别重要。在我们的律所，合伙人各有所长，我们会分工合作，共同处理手边的案例。
C：移民群体由于本身的“移民”属性，在处理现实社会事务中多少会显得有些弱势，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们处理与准备各类诉讼证据的情况下。那么，法务工作者如何帮助他们？如何具体地与当事人打交道呢？
Judith: 我们一切以现实为依据来处理我们当事人面临的困境。我会特别关注女性与儿童在迁移和社会流动中的权益。荷兰社会强调性别平等，我们还是发现在离婚案例公平判决之后，超过18%的离异女性的经济收益要远远小于男性。这是因为在原本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投入更多时间在教养孩子和家务上，而男性有跟多机会出去打拼。而一旦婚姻关系解体，女性进入产业界工作谋求个人经济发展的能力大打折扣。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为现实语境中的社会经济弱势群体争取更多权益。
René: 我认为律师也是社会工作者。这要求我们律师必须具备主动理解社会、理解他人需求的工作素质，做一个很好的社会学观察者，理解一些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模式。这些有助于我们律师很好地开展法务工作。比如我观察到在婚姻家庭类纠纷中，很多华人夫妻没办法向法官提交最关键的争取抚养权的“父母责任计划书”（Parenting Plan），因为他们大多数忙于事业和工作，对孩子和家庭的关心都不太够。此时，作为律师，我会强烈建议当事人在准备父母责任计划书的时候投入更多精力，努力让法官看到诚意，这有助于争取最终的抚养权。而在处理跨国商贸类合作纠纷的过程中，当事人反映比较急躁，因为这样的案例一般涉及到比较大额的财产纠纷，并且是跨国的财产纠纷。此时我会建议他们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沉着仔细地按照要求准备好诉讼材料能为我们争取更多的维权空间。
Gerben：在我处理的各类移民法判决案例中，我优先考虑儿童的权益，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让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在荷兰幸福安康地生活。一般这样的案例涉及到“行政复议”，时间比较长，对孩子影响比较大。但是幸运的是2014年以后，我们申请行政复议通过的速度变快了，可能性变大了。我们非常尊重华人对荷兰社会和经济的贡献，因此希望我们真诚的法律服务可以回馈在荷兰的华人群体。
C：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会从事现在的职业？
Judith：我自我定义是一个处理移民类法务案例的专业律师。相比于那些正襟危坐的法务精英，我更喜欢与人打交道。而与我的来自各个国家的当事人的接触中，我也收获很多。我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的社会习惯与文化，这使得我心态越来越开阔。我也从这份工作中收获了超越经济利益的成就感。
René：对！看到我们的当事人的命运因为我的工作而发生了积极的改变，我感到非常荣幸！
Gerben：我想成为律师是因为我认为法律是关于人的。当我看到在办公室成摞的案例资料的时候，我会想象当事人和链接他们的世界都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参与到他们的一小段人生里。
新闻采编：《中荷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