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0日，荷兰温州同乡会第十三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在鹿特丹海洋乐园隆重举行。周蔚宗先生荣任新一届会长，开启荷兰温州同乡会的又一个崭新篇章。此次活动规格隆重，汇聚了中荷政商两界及侨界人士，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领侨处主任叶锐、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领侨处秘书马天、荷兰前议员Van den Oosten、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黄麒麟、欧温联盟主席徐卓亚、旅荷华侨总会会长胡国乾、荷兰中国总商会会长王义、荷兰中厨协会会长陈海群、旅荷华侨总会名誉会长潘世锦、旅荷著名老侨领胡志光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400余位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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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摘下头巾，比利时女教师被解雇：“这不仅仅关乎我的头巾”
比利时媒体报道，比利时东佛兰德省（Oost-Vlaanderen）女教师Hadija Amajoud因拒绝不戴头巾授课而被解雇。自2024年9月起，该省禁止教师佩戴明显的宗教标志。
阿根廷学者何广思：AI会让拉美了解中国的“滤镜”更厚吗？
拉美获取的中国研究资料长期依赖英文转译，被视为经过“折射的知识”。人工智能(AI)浪潮之下，这种“西方中介”格局是被强化还是被消解？AI翻译能否打破汉学传播中的“西方中介”？汉学家在AI时代是否会被取代？阿根廷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何广思(Gustavo Alejandro Girado)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围绕AI时代拉美如何获取中国知识、汉学家的角色变迁等议题分享他的观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曾指出，拉美能接触到的中国研究资料大多来自美欧的英文转译，是“经过折射、带有滤镜的知识”。当前，AI训练数据同样以英文为主，您认为AI会加剧这种困境，还是带来直接从中文获取知识的新可能？
何广思：在南半球，获取关于中国的直接或一手资料面临严重困难，我们收到的几乎全是英文资料，西班牙语译本极少，且多为文学作品而非学术研究，这在商业逻辑上可以理解，但学术上远远不够。
关于AI，我只是一名普通使用者，不参与技术标准制定。据我观察，目前标准的争夺正在激烈进行——谁制定了AI的数据标准，谁就决定了信息如何被使用和存储。AI可能加剧扭曲，也可能打开新窗口。
如果西方利用现有数据优势训练AI，滤镜只会更厚；但如果中国推动中文数据源直接接入全球AI，拉美就有了绕过英语“中介”的可能。
▲2025年11月3日，第十八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在河南郑州开幕。图为拉美嘉宾参观展出的机器人。中新社记者 韩章云 摄
中新社记者：您曾分析中国对科技行业“先宽松后严管”的路径。许多拉美国家正在拥抱AI，中国的监管经验有何参考价值？
何广思：拉美的技术依赖正在加深——知识创造国与知识消费国之间的鸿沟在扩大。中国处理资本与科技关系的逻辑与西方截然不同：在中国，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资本利益，资本不能为经济定规则。但在拉美现行的制度语境下，这几乎无法复制。
当前拉美处于强调“自由市场”、弱化国家干预的政策周期中。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的不是政府在积极规划AI治理，而是国家角色的持续退出。从这个角度看，拉美走的是一条和中国管理AI的方式渐行渐远的路。
中新社记者：您主张中国人应用西班牙语直接向拉美阐释自己。AI翻译能否打破汉学传播中的“西方中介”格局？目前AI翻译的短板是什么？
何广思：从我的使用体验来看，AI远未达到学术研究的要求。当我用AI查询我熟悉的学术领域时，返回的信息充满错误，我必须回头翻阅原始文献来逐一核实，这反而耗费了更多时间。
AI翻译目前的问题在于，它可以转换字词，却无法辨别文化深层含义中的细微差别。在汉学这种高度依赖历史脉络和语义变迁的领域，AI目前更多是增加误解，而非减少误解。
▲2026年7月17日，上海，科大讯飞的讯飞AI眼镜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具有轻量化硬件设计、优秀翻译能力以及多模态AI技术。中新社发 陈玉宇 摄
中新社记者：有学者认为AI无法真正“理解”经典。您如何看待AI与汉学家的关系？未来AI会取代汉学家吗？
何广思：我不预测遥远的科技走向。但就当下而言，AI还无法取代水管工、电工和木匠，又怎能轻易取代需要复杂思辨的汉学家呢？
我认为汉学家的核心价值在于“判断”与“提问”。未来，企业可能会用AI替代基础性的资料整理工作，但关键在于：谁能问出那个“正确的问题”？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还是深耕文化肌理的汉学家？只要AI尚未拥有自主的学术辨别力，汉学家作为知识生产源头和问题定义者的角色就不会消失。甚至可以说，AI喂养的知识越庞杂，越需要汉学家去进行最终的校准与定性。
中新社记者：您个人在学术中使用AI吗？对年轻汉学家有何建议？
何广思：我尚未用于正式研究。在有限的免费使用中，AI提供的摘要和翻译常常存在偏差，我不得不花更多时间返工核对。从南半球的现实看，AI红利离我们越来越远。
对年轻汉学家，我想说：不要迷信工具。当AI能批量生成文化解读时，谁能在海量信息中甄别真伪、在跨文化语境中保持清醒，谁就不会被替代。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工作方式，但深度理解中国的价值不会消失。(完)
受访者简介：
▲何广思。受访者供图
何广思(Gustavo Alejandro Girado)，现任阿根廷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阿根廷国立拉努斯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研究生专业主任兼中拉研究中心主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等职务。曾于2022至2024年任阿根廷驻华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著有《中国制造的世界》(A World Made in China)、《中国的技术独立与创新》(China’s Technological Independence and Innovation)等多部专著。于2020年获颁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美国汉学家韩瑞亚：给鬼怪故事画一张城市地图
“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掀起一股聊斋文化热潮，累计吸引观众达40万人次。人们走进展厅，与狐鬼花妖隔空对望，感受那个游走于虚实之间的志怪世界。
志怪故事从魏晋笔记到明清杂谈，流传已逾千年，直到今天也未曾真正淡出读者的视野。它们写鬼神，也写现实；许多篇目不仅交代人物与情节，还刻意留下具体的府县、桥梁与街巷，仿佛为虚构的灵异安放了可寻的坐标。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晚明志怪中的鬼怪为何频频出没于北京、苏州、杭州、南京等繁华都市？倘若将这些故事一一标回地图之上，那些盘桓于街巷市井的幽灵，又将为我们勾勒出怎样一幅文人交游与市井生活的图景？
美国汉学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韩瑞亚长期深耕明清志怪小说。近日，她接受专访，讲述自己如何从研究狐狸形象走向绘制“志怪地图”，也聊了聊这些数百年前的鬼狐故事，在今天还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东西问客户端制图。
奶奶讲的故事，埋下了志怪的种子
韩瑞亚从小喜欢神话、童话和科幻，也常翻阅介绍世界各地神话的书。
小学二年级时，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阅读了中国志怪故事。一本以中国家庭为背景的儿童读物中，奶奶常给孙子、孙女讲中国的神话和传说，其中还有改写自《聊斋志异》的狐狸故事。
“我当年不知道这是志怪小说，只觉得是好看的儿童读物。”多年后，韩瑞亚重新翻看这本书，才认出童年读过的故事与《聊斋》的关系。
真正让她萌生学习中文念头的，是《西游记》的英译本。“我决定学汉语，就是因为我读了《西游记》的翻译本。”进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后，她开始学习中文，希望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
本科期间，韩瑞亚以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作为毕业论文研究对象。这部书是清代“才学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兼有海外游历、神话幻想和讽刺意味。
她原本打算继续研究中国章回小说，但当时刚到哈佛任教的汉学家蔡九迪开设的一门中国文言小说课程，使她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志怪小说。
“志怪故事大多篇幅短小，有的只有几百字，短的不过寥寥数十字，却装得下鬼魂、狐狸、梦境和普通人的奇异遭遇。故事很短，意义可能很深。”韩瑞亚从这些看似简单的小故事中看到人情、信仰与社会生活。在研究生的第一年，她确定了志怪小说这一研究方向。
后来，她获得来华进修的机会，前往天津南开大学。那一年，为了寻找明清各类志怪小说集，她经常往返北京、天津，先后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图书馆查书。
“只要在目录里发现有一本明清志怪小说集，无论它有没有名气，我都会要求去翻一翻。”
那时，她翻阅这些书的目标十分明确：寻找狐狸。
▲韩瑞亚著《异类：狐狸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叙事》英文版。（图片来自哈佛大学出版社）
“我有一点对不起这些作品”
狐狸是韩瑞亚最早集中研究的志怪形象。
她回忆时提到，志怪小说中的狐狸形象出现频率很高，而且形态复杂、变化多端，从报恩、诱惑到修行成仙都有不同写法，这种“反复出现但不断变形”的特征，让她在最初阅读时被吸引，也因此把狐狸作为进入这些作品的第一个切口。
准备博士论文时，她翻阅了大量明清志怪小说集，只专注于与狐狸相关的故事，“我当时都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些作品。”一部志怪小说集明明收录了许多故事，她认真读过的，却主要是与狐狸有关的部分。
志怪小说集不同于一部长篇小说。后者往往有连续的人物和情节，志怪书中却收着大量彼此独立、内容庞杂的短篇。若每次只挑某一类故事，很难看见整部书的样子。
韩瑞亚开始寻找另一种读法。
“不是一篇故事接一篇故事地读，而是一本书接一本书地读。”她想找到一条能够连接不同故事的线索，让那些看似零散的篇目重新产生联系。
地理位置，就是她找到的一条新线索。
志怪故事往往开篇不久便交代地点：某府、某县、某座桥。早年研究狐狸时，韩瑞亚更关心情节，遇到陌生地名往往一带而过；后来再读这些书，她会停下来查找：“以前我可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也不知道在哪儿，所以关心的是故事情节，而不是地方。”现在遇到陌生地名，她会“立刻去查这是哪儿”。
哪些地方在一部书中反复出现？作者为什么会知道这里的故事？沿着这些问题，她开始把目光从故事中的狐狸，移向故事发生的地方。
▲韩瑞亚著《异类：狐狸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叙事》中文版。（图片来自中西书局）
鬼怪为什么频繁出现在城市？
韩瑞亚最先从《狯园》中注意到地理的重要性。
《狯园》的作者钱希言是常熟人，长期生活在苏州，书中的故事常会具体写到城门、桥梁和街巷。过去，这些地名只是她阅读时容易略过的背景；后来，韩瑞亚开始意识到，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也许能看到一部志怪小说的另一层结构。
数字工具的发展让这个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她把书中的府、县、城市等地理信息逐条整理出来，再标注到地图上。为了比较同一时期不同作者笔下的志怪世界，她又选择了王同轨的《耳谈类增》。
目前，她为《耳谈类增》整理的表格约有1242行，《狯园》约有1070行。当上千条地理信息汇集在一起，一些过去不容易察觉的规律出现了。
《耳谈类增》中，故事较多的五个府域依次为顺天府、黄州府、苏州府、应天府和杭州府；《狯园》则依次为苏州府、杭州府、顺天府、常州府和应天府。两个作者的家乡都占据重要位置，北京以及南京、苏州、杭州等繁华城市也反复出现。
这与人们对鬼怪故事的通常想象并不相同。怪异似乎应该发生在荒山、古寺和偏僻乡野，但两部晚明志怪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恰恰集中在人口密集、往来频繁的地方。
“在人多的地方，故事也多。”韩瑞亚认为，地图呈现出的其实不只是鬼怪故事的地理。王同轨熟悉黄州，钱希言熟悉苏州，作者生活过的地方、朋友熟悉的地方，往往会在书中留下更多故事。
北京尤其如此。文人因科举、仕宦来到京城，商人、旅人也在此停留。不同地方的人带来各自的经历和传闻，又在北京听到新的故事。地图上的密集，也折射出晚明社会中人的流动和信息交换。
从这个角度看，志怪小说还保留了作者的一部分社会关系：他来自哪里，去过哪里，与哪些地方的人来往，又能够听到怎样的故事。
当然，地图也存在天然的边界。一个地方在地图上留下空白，不代表那里没有怪谈，“可能是这个作者没听过这个故事。”地图记录的与其说是“哪里有志怪”，不如说是哪些地方记录着晚明文人的知识世界。
当一个个地名汇集起来，韩瑞亚重新拼出的不仅是晚明鬼怪活动的空间，也是一幅由家乡、旅行、科举、仕宦和人际交往共同构成的社会图景。
▲2024年6月18日，韩瑞亚在南京大学开展以“明代志怪小说地理研究”为主题的讲座。（图片来自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在苏州，寻找故事里的桥
随着地图不断扩充，韩瑞亚也开始走进故事发生的地方。
苏州保留了不少旧地名和古城格局，一些明代志怪小说里的桥梁、街巷，今天仍能找到踪迹。真正站到故事里的桥边，眼前却没有什么阴森景象。
“它在一个故事里发生过很怪的事情，但它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韩瑞亚说，“这也是志怪小说的魅力。”
这种寻找也延伸到了中国的旅途中。坐高铁经过不同城市时，她有时会打开电脑里的地图，看看附近留下过哪些志怪故事。到中国各地讲座时，她也会特意查找与当地有关的故事。
听众有时会告诉她，自己小时候也听过相似的水鬼传说，或发现古书里的怪谈与家乡仍在流传的故事颇为相似。几百年前的奇闻，就这样重新与今天的地方生活发生联系。
这些故事能够在数百年后被重新放回地图，也与中国古代的记事传统有关。韩瑞亚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历史记录，早期志怪与历史书写也有密切联系。一些作者将正史没有收入的神怪异闻记下，即使到了《聊斋志异》，“志”仍带着“记下来”的意味。
▲韩瑞亚。（图片来自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那么，研究这些年代久远的鬼狐神怪，对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韩瑞亚认为，这种意义未必直接，但“人会用故事理解他们的世界。古人是，现代人也是”。
死亡之后会怎样？做好事是否会得到回报？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古人借神仙鬼怪思考这些问题，今天的人也会通过科幻等故事继续追问。
至于读中国文学能否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韩瑞亚并不认为读完一部《三国演义》或《红楼梦》，就能得到答案。
“真正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外国读者读过这些作品，再与中国读者谈论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彼此之间便多了一些共同语言，多了一个共同话题。”
或许，一张“志怪地图”能够带来的也是如此。它不会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中国是什么”，却可以从一座桥、一个地名、一则几百年前的怪谈开始，让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的人，多一个理解彼此的入口。（完）
文章来源：中新社，作者：李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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