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0日，荷兰温州同乡会第十三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在鹿特丹海洋乐园隆重举行。周蔚宗先生荣任新一届会长，开启荷兰温州同乡会的又一个崭新篇章。此次活动规格隆重，汇聚了中荷政商两界及侨界人士，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领侨处主任叶锐、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领侨处秘书马天、荷兰前议员Van den Oosten、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黄麒麟、欧温联盟主席徐卓亚、旅荷华侨总会会长胡国乾、荷兰中国总商会会长王义、荷兰中厨协会会长陈海群、旅荷华侨总会名誉会长潘世锦、旅荷著名老侨领胡志光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400余位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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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现金持有量六年激增60%，欧洲央行：囤钱是为了“防身”
欧洲央行（ECB）表示，2016年至2026年间，欧元区流通中的现金总价值从1万亿欧元增加至1.6万亿欧元。目前流通中的纸币超过310亿张。
别想薅羊毛了！荷兰NS铁路宣布罢工期间替代交通费不再报销！
荷兰铁路公司NS将调整相关补偿政策。今后，如果火车因罢工取消，乘客使用其他交通方式出行，将不再能够申请相应补偿。此外，关于乘客将包放在座位上的禁令也会有所放宽，不再作为正式规定，而是列入NS的“内部乘车规则”。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如何在全球人文谱系中评价“百面”苏东坡？
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病逝于常州，终年64岁。
925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阅读这位北宋时期大文豪的作品。
从19世纪欧洲传教士译介苏东坡作品，到林语堂以英文《苏东坡传》塑造他豁达文人形象，再到法国《世界报》将其评为“千年英雄”，不同文化不断赋予苏东坡新的形象。
相比于“天才”“乐观”“旷达”等耳熟能详的标签，如今越来越多学者希望回到历史现场，理解一个更真实、更复杂的苏东坡。
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前主任艾朗诺（Ronald Egan）提出“散为百东坡”的观点。在他看来，苏东坡不是一个固定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人、一处值得不断深掘的丰富矿藏。
近日，艾朗诺接受专访，分享他眼中的“百面”苏东坡。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你为何提出“散为百东坡”这一核心观点？这一观点，挑战了关于苏轼的哪些传统认知？
艾朗诺：“散为百东坡”源自苏轼元祐六年（1091年）在颍州所作的《泛颍》。当时，苏轼任颍州知州，身处新旧党争的政治环境之中，仕途经历起伏，在自然山水中寻求慰藉。诗中“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既描写了水中倒影随波散聚的景象，也寄托了苏轼对自我的思考。
我认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苏轼形象，其实过于简单。他当然乐观、洒脱，也喜欢享受生活，但现实中的苏轼远比这个形象复杂。他经历过政治上的成功，也经历过被捕、下狱和长期贬谪。他有愤怒、挫折和自我怀疑的时候，有着非常深沉、内省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有时呈现出轻松、乐观的一面。他的“乐观”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痛苦，这恰恰是一种面对痛苦的方式。
所以，与其寻找一个固定的苏轼，不如看到不同处境中的苏轼。不同阶段、不同身份、不同文本里的他，彼此之间既有联系，也存在张力。
▲《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图书封面。（受访者供图）
记者：你聚焦研究苏轼的书信、题跋、奏议等内容。其中哪些细节容易被忽略？从西方汉学的视角看，苏轼的哪一种“面貌”最容易被低估或误解？
艾朗诺：研究苏轼不能只看他的名篇，还要深入苏轼的尺牍、题跋、杂记。这些文本往往更贴近日常写作，体裁也相对灵活，因此能够让我们看到苏轼更直接、更具体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比如，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苏轼常谈论医药、养生、酿酒，这些资料揭示了其日常生活与知识结构的广度，以及一种将生活艺术化的实践智慧。
有些学者受“文学中心主义”影响，长期将苏轼视为文学家，低估了其作为政治实践者和地方建设者的“事功”。
苏轼一生多次出任地方官，在杭州、徐州、颍州等地留下了具体的治理实践。他的“行”与其“文”并非割裂。他对民生的关注也体现在具体的施政实践中，使其在儒家“仁政”框架内，注入了更具实践性的关怀。因此，理解苏轼，不能将他的文学创作与政治实践、学术追求割裂开来。
这种从不同“切片”进入人物的方式，同样可以用于理解其他中国历史人物。比如研究杜甫，可以分别从他的儒家情怀、诗史书写、日常生活和交际网络切入，看到“诗圣”形象背后的现实处境；研究王安石，也可以从经学、诗歌、佛学以及政治实践等不同侧面入手，理解他的变法思想与个人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
▲2025年10月31日，展厅内人头攒动，苏轼真迹颇受到访者青睐，展品《书前赤壁赋》前聚集了排队观赏的游客。今年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100周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近日推出“千年神遇——北宋西园雅集传奇”特展，展出北宋文人苏轼《书前赤壁赋》、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米芾《蜀素帖》等54件珍品，展至2026年1月7日。（图片来自中新社）
记者：2000年，法国《世界报》将苏轼评为“千年英雄”。在你看来，这意味着什么？
艾朗诺：苏轼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自由、生活智慧和创造力，也许正是他能够跨越文化边界、获得法国读者关注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种选择性共鸣，评选过程中一定程度放大了苏轼身上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相通的部分，而相对淡化其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担当、世界观以及与中国帝制结构紧密缠绕的复杂性。
《世界报》的评选更像一次跨文化的重新阐释，法国读者按照自身的文化经验，重新发现了苏轼身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面。我希望我们能够意识到，不同文化对历史人物的理解，都带有自身的文化视角。
记者：若为苏轼安排一场与西方共鸣者的对话，你会选择谁？你认为他们最可能讨论什么议题？
艾朗诺：我会选择歌德，二者皆为“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在多个领域有建树，且都经历了漫长的生涯与时代变迁。
他们的对话可能围绕世界文学，探讨文学如何既能扎根于本土文化精髓，又能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困境。二人都曾身居高位，又都曾在任期间遭受挫折。他们或许会讨论，一个身处政治与社会结构中的知识分子，如何保持精神独立，同时参与现实社会。
苏轼对自然与实用知识的兴趣，也许会让他与热衷自然研究的歌德找到共同话题。此外，他们或许还会谈到晚年如何回望自己的一生，谈论如何面对生命的流逝，如何理解自己多面而复杂的一生，以及艺术创造如何成为对抗时间、整合自我的方式。
▲2024年7月30日，艾朗诺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讨论《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新书发布。（受访者供图）
记者：在当代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注重经营“人设”。苏轼的“百面”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艾朗诺：社交媒体上的“人设”往往会将一个复杂的人压缩成几个容易被识别的标签，而苏轼的“百面”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首先，真诚是复杂性的前提。苏轼的多面性并非刻意经营，而是其面对真实世界、进行真实思考、流露真实情感的自然结果。他告诉人们，不必恐惧自我内部的矛盾与流动，那可能是生命丰富性的证明。
其次，苏轼在不同身份和人生处境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诗人、官员、学者、书画家等不同身份，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他的身份是情境性的、关系性的。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苏轼对百姓存在深切同情。这种“共情能力”是苏轼所有“面”的底色，使其多面性不致流于虚无或自恋。在社交媒体时代，真正持久的影响力，仍然来自对他人的真诚关怀和切实行动。（完）
记者/孙晨慧
受访者简介：
▲艾朗诺（Ronald Egan）（图片来自中新网）
艾朗诺（Ronald Egan），1948年出生，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汉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他1976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主任、孔子学院汉学教授。
文章转载自：中国新闻网
埃及汉学家白鑫： 我为何被称为“当代马可•波罗”?
“当代阿拉伯世界的马可·波罗。”近些年，这个称呼一直跟随着白鑫（Ahmed Said，艾哈迈德·赛义德）的名字。
作为埃及人，他从尼罗河三角洲出发，走进中国，学习汉语，娶了中国籍妻子；作为汉学家和译者，他从2006年起从事汉语教学及中阿文化交流工作，译有《中国道路——奇迹与秘诀》《不与民争利》《一位埃及学者与中国的不解之缘》等作品；作为出版人，他成立埃及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把一批批中国书籍带回阿拉伯世界，曾获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不过，每当有人把他和马可·波罗联系在一起，他的第一反应却是“诚惶诚恐”。“马可·波罗穿越的是一个全球尚没有一张完整地图，且交通极为艰难的世界，而我所处的时代已经有飞机、互联网和便捷的通讯手段。”白鑫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马可·波罗是从欧洲出发的旅行者，是从欧洲视角看东方，而我是从阿拉伯世界来到中国。”
于是，这个称呼指向了另一层问题：一个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人，为什么要走进中国？又如何在理解中国的过程中，重新看见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明？
▲汉学家微信公众号制图。
没有预设终点的路
2001年，白鑫考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
那一年，学校首次开设中文专业。在当时的埃及，中文还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热度，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它意味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
白鑫却选了它。“一半是好奇，一半也是年轻气盛，我想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不过，他没有预设过这条路的终点。最初，摆在白鑫面前的问题很简单：学了中文，然后做什么呢？他想到的是翻译、教学，或者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2006年起，白鑫开始从事汉语教学及中阿文化交流工作。在宁夏银川一家企业担任阿拉伯语顾问时，他看到中国企业走向阿拉伯世界时所面对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他开始思考自己能做什么。
于是，他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开展阿中图书互译、出版工作。很快，他发现，翻译不是终点，还需要发行，需要抵达读者，只有通过更多的文化活动、科研人才培养才能促进文化交流和人心相通。
“一个个问题把我推向下一阶段，从来没有一刻是坐在那里就知道往哪里走。”白鑫将这条路比作河流，“它是一步一步展开的，像河水流淌，遇到石头就绕过去，遇到低洼就填满它。”
▲白鑫。（受访者供图）
从“旁观”到“在场”
2010年，白鑫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那之前，他读过中国的书、学过中国的语言，“但仍然是用外部视角在看中国。”
与许多海外留学生毕业后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同，白鑫选择在宁夏银川生活下来，并在那里组建家庭。他的妻子是中国人，孩子在中阿两种文化之间成长。
街巷、邻居、家庭、菜市场，以及没有写进教科书里的生活细节，开始成为他认识中国的重要切面。“当你在一个地方有了家、有了街坊，就不再是异国他乡了。”白鑫进一步指出，“我开始用一种真正‘在场’的方式理解中国，而不是‘旁观’。”
他把中国称为自己的“第二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里面，他看到了阿中文明之间联系与相似。据他观察，埃及和中国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一些自己在埃及习以为常的观念，在中国同样能够找到，比如尊重长辈、重视家庭、敬畏历史，以及相信时间的力量。
有时，这种相似感甚至能够具象化地回溯到某个场景。“当我走在银川的老街巷里，看到那些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孩子们在巷子里奔跑，我的感受和在埃及的村庄里几乎是一样的。”白鑫回忆说。
26年间，中国逐渐从他的研究对象，成为他理解世界的参照。“最大的变化是视角。”他说。从“埃及看中国”，到在两个文明之间来回看，白鑫逐渐形成了一种双重视角。“这种视角一旦形成，就回不到单一眼光里去了，我已经很难把自己和中国分开。”
▲白鑫。（受访者供图）
在中国文学里看到“人”
从读者变成译者，再从译者走向出版，书籍恰如白鑫进入中国社会的一级级阶梯。
刘震云、王小波、莫言、徐则臣等作家虽然书写的是不同的中国，却帮他从不同的窗口打开了中国，摆脱了对中国的单一想象。
“刘震云是我最爱的中国作家之一，我也翻译了他的多部作品。”刘震云笔下的乡村，让他看见的是那些沉默、平凡、在时代缝隙中生活的人。王小波则给了他完全不同的冲击。“他的反讽、他的幽默、他对僵化思维的质疑，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自由和追求。”
莫言笔下的中国，又勾勒出另一个画面。“莫言让我看到一种魔幻的、色彩浓烈的中国乡村，它像一幅巨大的壁画，把历史、神话、苦难和幽默都画在一起。”而徐则臣让他看到的是“流动中的中国”。“他笔下那些在流动中寻找归宿的人，是普世的。”
在白鑫看来，这些作家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写的都是普通人。他们不写英雄史诗，不写帝王将相，而是写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着活下来的平凡人。”白鑫坦言，“透过这些作品，我读懂了鲜活的中国，以及一群鲜活的人们。”
当中国文学走进阿拉伯世界
不仅要自己读懂，白鑫还想让远在阿拉伯世界的读者读懂中国。
“20年前，阿拉伯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基本为零。偶尔有人听说过《西游记》或鲁迅，但很少有人读过。”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
白鑫介绍，在阿拉伯地区已经输出近千项中国版权，来自20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读者会主动询问新书。“他们不再把了解中国当作一种猎奇行为，而是一种阅读选择。”
据他观察，中国文学最容易打动阿拉伯读者的，是家庭、亲情、命运等跨越文化的共同经验。“家庭是阿拉伯社会的核心单位，家庭关系中的爱与张力，是我们共通的。”
历史和社会题材同样受到关注。白鑫表示，阿拉伯世界也经历过剧烈的社会转型，因此，许多读者希望通过中国文学理解一个拥有悠久文明的国家，如何面对现代化、城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此外，儿童文学也为阿拉伯读者提供了另一个观察中国的切面。“孩子的天真、善良、对世界的好奇，不需要翻译就能理解。”
“好的作品往往并不害怕文化差异。”白鑫笃定地说，“刘震云的《一日三秋》就是如此。”他回忆，尽管作品中有大量中国豫剧和乡村生活的细节，与阿拉伯读者相距遥远，但出版之后的反响却让他意外。“这说明真正好的文学，它的穿透力是超越文化差异的。”
另一本让他感触颇深的书，是他自己翻译的一本介绍中国发展经验的书《中国道路——奇迹与秘诀》，这本书曾进入埃及畅销书排行榜。他发现，阿拉伯读者并不关心那个被西方媒体包装出来的中国，而是真正关心中国的发展经验。“他们不满足于知道中国很强，他们想知道中国是怎么变强的。”
在翻译的时候，白鑫会想到埃及农村，会重新理解自己的国家。尤其是涉及中国脱贫和基层发展经验的部分，他常常想到埃及那些同样美丽、却被忽视的乡村。他开始思考，既然中国能够完成脱贫，那么埃及要想实现脱贫还缺少什么？
“不只是资源和技术，还有治理能力、长远规划，以及把发展作为一个持续推进的动力。”白鑫解释道。不过，白鑫并不认为埃及可以照搬中国发展经验，恰恰相反，要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之路，“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寻找自己的道路’的方法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
从语言到文学，从社会到政治，这也是他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转变。
▲《中国道路——奇迹与秘诀》图书封面。（图片来自五洲传播出版社）
一座桥的两端，都是自己
如今，越来越多阿拉伯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他们关心的问题就像白鑫当年一样现实明了：中文难不难？能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白鑫并不否认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他希望年轻人透过语言，看到的不止是眼前的就业机会，还有远方的文化和历史。“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与我们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读懂它、理解它、与它对话。”
在他的世界观里，语言是一座桥，桥的这边是自己，桥的那边是别人。“学中文的真正意义，不是变成中国人，也不是永远站在桥的一端，而是当你走过去之后，再回头看看曾经的自己，对自己有了更深的理解。”这句话，也是白鑫的人生写照。
所以，如果要回答“为何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马可·波罗”这个问题，白鑫的答案并不在“马可·波罗”这个名字里。“要类比的话，我更愿意被视为‘新时代的伊本·白图泰’。”他表示，这位十四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从自身文明出发，去理解一个广阔世界，再把经验带回来，这种方式与自己的经历更加接近。
“我不是发现中国的人，而是愿意成为一个理解中国、讲述中国，同时重新理解自己的人。”或许这才是这个称呼背后，值得讲述的人生故事。
文章转载自：汉学佳微信公众号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中国美学为何不仅关乎“美”？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长期从事中西思想与美学比较研究。他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中国传统美学并不主要围绕“什么是美”这一抽象概念展开，而是与人格修养、生命境界、日常生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密切相连。儒家、道家和佛教等思想传统，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
在他看来，中国美学和哲学所强调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思想，可以为当今中西方相互理解和文明对话提供启示。中西方美学传统若能彼此补充，将有助于跨越文化隔阂，加深相互理解。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有哪些主要不同？
卜松山：西方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形成于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通常被视为美学创始人，康德随后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科，席勒、黑格尔等人也对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整个19世纪，西方美学深受浪漫主义影响，这一传统在19世纪西方思想界具有重要影响。
但进入20世纪以后，美学在西方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如今，“美学”一词往往只是“美的”或“有品位的”同义词，也很少再出现像康德、席勒、黑格尔的著作那样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广泛影响力的作品。
中国的情况则明显不同。从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到李泽厚，他们重新发现并审视了中国文化和艺术成就。这些思想家都曾产生广泛影响，且延续至今。尤其是李泽厚，我曾与他有过密切合作，并和学生一起将他的《美的历程》译成德语。这本书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美学热”，而这样的现象在西方几乎难以想象。
当地时间2023年7月8日，德国柏林世界公园举办“文化遇见园林”文化节。图为中国展区的扇子吸引游客驻足。 中新社记者 马秀秀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理解中国美学，不能只从“什么是美”这一问题出发？
卜松山：在中国传统中，“美”并不像在西方那样，是一个独立的哲学讨论对象。西方有“真、善、美”的观念，且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柏拉图等思想家便开始讨论“美”，并将“美”视为一种独立价值。
要理解中国美学的形成，须结合历史背景。19世纪以来，中国大量接受西方思想，自身文化传统则受到批判，这一过程在五四运动中达到高潮。儒家一度被视为祸害，道教和佛教也常被当作迷信加以摒弃。但中国自身的艺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例外。王国维等人通过研究康德、叔本华等西方思想家，让人们重新发现并评价中国艺术传统，认为其中包含值得保存的价值。
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林语堂也曾说，诗歌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的宗教。由此可见，中国的艺术传统和美学观念逐渐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与西方的情况明显不同。归根结底，中国美学传统并不主要围绕“什么是美”这一抽象概念展开。
观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春秋时期的青铜莲鹤方壶。（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儒家的礼乐传统、道家的自然观和佛教的空观，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三者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彼此融通？
卜松山：儒家、道家和佛教这三种传统，都与中国美学密切相关。中国思想传统的一个特点是，儒、道、佛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斗争或彼此排斥。这与西方不同——西方宗教往往具有较强的排他性。
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兼具三者：入世履行社会职责时是儒家，退隐时是道家，同时在许多方面又受到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
苏东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我看来，他的思想和作品鲜明体现了“三教合一”。这种“三教合一”在明代甚至形成过一种重要思潮。
具体来说，儒家首先强调均衡、平衡与和谐，也就是“和”，包括情感与理性的平衡，以及形式与内容的平衡。儒家还强调“和而不同”，即不把差异彼此对立起来，而是在差异中寻求统一。此外，还有中庸之道、“理一分殊”等。另一个核心观念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统一。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美学。
道家则强调自然、朴素和无为，也就是让事物自然发生，而非强迫其朝某个方向发展。它还强调规则与无规则的统一。画家石涛所说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指的就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规则。道家还重视含蓄和暗示，也就是“意在言外”。此外，还有“功夫”的观念：人通过长期练习达到熟练和完善，到了更高境界，一切便不再依赖刻意和强迫，而是自然完成。在我看来，这种“功夫”观念是中国美学非常独特的一面。
佛教对中国美学的影响，则体现在“留白”等观念中，即为阐释留下空间。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不二”。《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表达的正是如此。《红楼梦》中所表达的“太虚幻境，即是真如福地”也是这种思想。
此外，阴阳思维同样是中国美学的核心。它认为对立面并非彼此敌对，而是相互补充。这是一种关联性思维，即始终在联系和平行对应中理解事物。这种思维也体现在汉语的对仗和对联中。对我而言，这是中国美学非常迷人的部分，也是西方传统中较为陌生的维度。如果不下功夫学习汉语和汉字，就很难充分认识中国美学的这一面。
2017年9月28日，丁酉年祭孔大典在山东曲阜举行。图为舞生左手持籥，右手持雉尾羽，伴着《天人合一》、《为政以德》、《天下大同》等乐曲起舞。中新社记者 沙见龙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传统美学往往将艺术体验与人格修养、生命境界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这种审美传统反映了中国人怎样的生活观和价值观？
卜松山：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李泽厚和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提出的观点：审美境界是生命中最崇高、最高尚的追求。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特殊之处。
在古代中国，虽然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美学”学科，但艺术理解和艺术化的生活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的朋友、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曾比较西方与中国秩序。他认为，西方秩序建立在逻辑和固定范畴之上，是一种理性的、逻辑性的秩序；中国秩序则是一种审美秩序，它强调整体性、相互关联、因时因地的适宜性，以及过程性的世界观。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美学并不仅仅像西方美学那样是一套知识体系，而是一种实践智慧，是关于共同生活的智慧，也是一种生活艺术。
2026年5月30日，穿着旗袍的游客在广州兰圃游园拍照。 中新社记者 陈楚红 摄
中新社记者：面对当今世界的文明隔阂与价值观分歧，中国美学和哲学思想能够为中西方相互理解与文明对话提供哪些启发？
卜松山：在文化紧张日益加剧的时代，中国美学和哲学思想可以为中西方对话提供重要启示。它们为人们开辟了新视野，将差异视为一种丰富而非障碍，并促进相互学习与尊重交流。
正如刚才所说，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和”。和谐并不意味着整齐划一，而是不同要素之间平衡协调地共存，也就是“和而不同”。这一思想有助于把文化多样性理解为相互学习的前提，而不是把差异视为对立。就中西方对话而言，这意味着不同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可以共存，而不必要求任何一方放弃自身认同。
道家同样能够提供重要启示。“无为”以及“天人合一”的理念，强调了适应性、从容不迫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面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等全球性挑战，这种思想提醒我们，人类并非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儒家则把人际关系、尊重、责任和相互体谅置于核心位置。就跨文化交流而言，这意味着相互理解基于对话意愿、同理心以及认真对待对方观点。要努力寻求共同解决方案，而非对抗。
此外，中国山水画和书法还十分重视留白、意境和无形之物。这或许可以拓宽西方更侧重于现实主义、个性与分析精准性的视角。
从根本上说，中西方美学传统可以相互补充，帮助人们理解不同的感知方式。真正富有成效的文明交流，并非源于某种文化的优越性，而是建立在相互学习以及愿意接纳不同视角的基础上。
总体而言，中国的美学和哲学表明，和谐、尊重、平衡以及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类共处的重要基础。若能与西方理念相结合，将有助于打破文化壁垒，加深相互理解，并从长远角度加强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完)
受访者简介：
卜松山。受访者供图
卜松山(Karl-Heinz Pohl)，德国汉学家、美学家，德国特里尔大学荣休教授。他1945年出生于德国萨尔路易，曾任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文学与哲学教授，特里尔大学文学与媒体学院前院长、汉学系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伦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美学、中西跨文化交际与对话。著有《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思想》《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等学术专著专论，译著有《桃花源——陶渊明诗集》《李泽厚<美的历程>》。
文章转载自：中国新闻网
千年铜梁龙灯“轻量化”焕新
走进重庆市铜梁区西环路的一间龙灯彩扎作坊，58岁的铜梁龙灯彩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合平摆弄着竹篾。量度、弯折、捆缚、塑形……几经雕琢，一具威风凛凛的龙头骨架成型。
铜梁龙灯彩扎是一种以龙文化为主题的灯彩扎制技艺，流传于铜梁区，迄今已逾千年。清代光绪年间《铜梁县志》记载了当年的盛况：“上元张灯火，自初八九至十五日，辉煌达旦，并扮演龙灯、狮灯及其他杂剧，喧阗街市，有月逐人、尘随马之观。”
据周合平介绍，铜梁龙灯彩扎按功用分为表演、景观、工艺三大系列，有上百个品种。表演类龙灯有稻草龙、竹梆龙、火龙等，用于龙舞展演、节庆巡游；景观类龙灯用于节庆灯饰；工艺类龙灯则是室内摆件、挂件。
“龙灯制作看似只经扎骨、裱皮、彩绘、装须几个步骤，却暗藏近百道工序，要求手艺人具备良好的编织、造型、审美和绘画表现能力。”周合平说，他15岁跟随祖父学艺，四十余年间，他扎制的龙灯亮相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等海内外200余场展演。
前些年，由于传统大型表演龙灯订单减少，手工制作周期长、收益较低，年轻一辈鲜少愿意研习这门手艺。转机出现在2021年，铜梁龙灯彩扎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8月3日，在重庆铜梁龙城天街的工作室里，铜梁龙灯彩扎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逯德军正在制作铜梁龙灯文创产品。马佳欣 摄
为突破大型龙灯应用场景局限，当地文旅部门牵头推动技艺“轻量化”创新。铜梁龙灯彩扎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逯德军说，传统龙灯体量庞大、运输成本高昂，难以走进寻常百姓家。他从2022年起着手材料改良与形制创新，采用柔性轻质材料替代厚重竹篾，在保留传统彩扎核心技法基础上缩小体量、减轻重量；推出DIY彩扎套件，降低制作门槛，适配研学体验、居家收藏需求。
依托各级传承人的创新实践，铜梁已开发120余款龙文化文创产品。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高晓涛介绍说，如今铜梁已建成六个龙灯彩扎示范基地、一处非遗工坊，正谋划建立全球龙文创展销网络，让迷你彩扎龙灯成为海外流行的中华文化伴手礼。
6月9日，在铜梁龙灯彩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合平位于重庆市铜梁区的工作室内，周合平(右)正在教儿子周越浩(左)制作用于龙舞表演的龙头骨架。马佳欣 摄
作坊二楼，周合平22岁的儿子周越浩在电脑上调整龙身祥云纹样。2025年大学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后，他回到父亲的作坊研习扎龙全流程技艺。
“老手艺得跟上趟，才能走进年轻人的日常。”周越浩计划试水手机壳、盲盒等文创产品，运营短视频账号，打造专属龙文化数字IP。
铜梁龙灯彩扎准备入驻跨境电商平台。高晓涛说：“彩扎套件小巧轻便，跨境运输不再犯难，海外家庭也能轻松‘拼’出中国龙。”
文章转载自：中国新闻网
海外华媒珲春行：览三国风光 解码边城开放新活力
登上吉林珲春防川景区的龙虎阁，中、俄、朝三国风光尽收眼底。“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珲春，能够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与活力。”《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在观景台上表示。
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进入收官阶段，20余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来到珲春市，走进防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实地感受这座边境城市的历史厚度与开放活力。
龙虎阁于2012年建成对外开放，塔高64米，是防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标志性建筑。珲春防川景区负责人张鹤介绍，龙虎阁因晚清爱国将领吴大澂题写的“龙虎”二字得名，取“龙蟠虎踞”之意，象征守护疆土。
近年来，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这座边境小城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迅猛。数据显示，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已由2018年的4300万元快速增长至2025年的141亿元，7年间增长300多倍。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了解到，园区入驻企业涵盖电商平台、供应链服务、跨境支付等多元业态，成为东北亚区域“买全球、卖全球”的跨境电商新高地。
8月24日，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在帝王蟹展销厅采访。刘栋 摄
在帝王蟹展销厅，媒体代表们目睹了“帝王蟹之都”的繁忙景象。珲春每年进口帝王蟹超过150万只，货值超33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以上。依托珲春口岸，帝王蟹从俄罗斯深海捕捞后，采用原车原水运输，单车平均通关时长压缩至4至5分钟，鲜活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阿根廷《华人头条》记者毕赢在参观后认为，珲春作为一眼望三国的城市，汇集了日韩俄等多国商品，跨境电商产业已成为珲春的支柱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文章转载自：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