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交汇处，有城名通。城南剑山，苍翠如屏；山下有墓，青苔覆石。墓中长眠者，非吾国士，乃一荷兰青年——亨利克·特莱克。而距此不远，啬园之内，草木深处，张季子先生亦已安息百年矣。
百年弹指。民国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先生驾鹤西去，举城悲恸。其时，南通城内濠河如镜，城外江水滔滔；当年特莱克手筑之水楗，依旧卧于江岸，如老龙之脊，镇守一方。
想当年，先生以一介状元之身，弃官从商，兴实业、办教育、修水利——“父教育而母实业，犹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其志不在小也。然最令人动容者，莫如治水一事。彼时南通沿江，坍岸日剧，“田庐漂没，民不聊生”。先生忧心如焚，尝言：“水利不修，则百业俱废；江岸不保，则城将不城。”其奔走呼号之状，至今想来，犹觉凛然。
适逢上海浚浦局有荷兰工程师奈格者，谙熟水利。先生延请来通，奈格规划蓝图而去。先生又相中其子——年方二十六之特莱克。此人金发碧眼，操一口洋泾浜国语，竟慨然应诺：“能为先生筑江楗、建涵闸，虽万难不辞。”其声也朗朗，其志也坚坚。于是，一中国老状元，一荷兰小青年，一为故土深情，一为异邦之志，遂成忘年之交。特莱克到任即宿江边三月，测水流、观潮汐、察坍势，呈十二座水楗之策。此后三载，风餐露宿，“无寒暑间”。先生视之如子，常亲至工地，执手问寒暖；特莱克则报以赤诚，图纸盈尺，闸坝数处，尤以遥望港九门大闸为巨——先生本欲五门，特莱克力主九门，后人方知其远见卓识。
民国八年八月，天降霍乱。特莱克赴遥望港督工，染疫而卒，年二十九。先生抚柩大恸，亲护至剑山南麓葬之，手撰墓表，镌石曰：“君于南通，誉永世兮！”——此八字，至今犹在碑上，风剥雨蚀而不灭。
百年过去，剑山墓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而当年特莱克所筑之水楗，依然护着江岸；所建之遥望港闸，依然泄着洪流；所规划之西被闸，依然车马如龙。先生当年之愿——绝南通水患，造福万代——早已成真。当年深受其苦的沿江百姓，今日安耕乐业，谁人记得百年前那场坍岸之痛？谁人又记得那一中一荷、一老一少的身影？然江流有声，断岸有痕。水楗上的老石，涵闸上的铁件，墓碑上的字迹，皆是无声之证。
更难得者，先生与特莱克两家族之情谊，绵延四代，未尝断绝。百年间，中荷两国，以水为媒，以诚相感——此岂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真诠乎？想那特莱克，生于东瀛，长于沪渎，其一生轨迹，竟与中国大地血脉相连，其志也，如砥柱中流；其情也，似江水长东。
今逢先生逝世百年，临江而望。但见江水东去，不舍昼夜；特莱克之墓，静对沧波。忽然想起《庄子》里的话：“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先生与特莱克，一为东方先哲，一为西来后生，其相遇也，不在言语，而在心意；其相交也，不在年齿，而在肝胆。更想起《左传》所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先生立德于乡梓，立功于江海，立言于教育，可谓三不朽。而特莱克以一异邦青年，竟能于中华大地立德立功——其德在诚，其功在水，其言在图纸与墓表之间，不亦伟哉？此二人者，一死一生，一前一后，而其精神汇于江海，其功业泽被万代。今日吾人享其利而不知其名，居其安而忘其险，岂非“百姓日用而不知”之谓乎？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然先生与特莱克，非乘鹤而去者也——
其志已化为江上之风，吹拂两岸稻花；
其情已融入闸下之水，灌溉万顷良田；
其名虽渐被岁月湮没，其功却如江流不息，虽百世可知也。
江海依旧，城郭已新。登剑山而望，但见啬园郁郁，墓石斑斑；远处大江浩荡，舟楫往来。恍惚间，似见一老一少，并肩立于江岸，指点水势，笑语从容——那画面，定格在百年前的时光里，却又鲜活如昨。
嗟夫！人生不过百年，而江流万古；功业不在久暂，而在利民。先生驾鹤百年矣，特莱克长眠亦百有七年矣。然江潮起落之间，谁敢说他们已远走？
水在，他们在。
——丙午年孟秋，谨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