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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如何在全球人文谱系中评价“百面”苏东坡？
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病逝于常州，终年64岁。
925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阅读这位北宋时期大文豪的作品。
从19世纪欧洲传教士译介苏东坡作品，到林语堂以英文《苏东坡传》塑造他豁达文人形象，再到法国《世界报》将其评为“千年英雄”，不同文化不断赋予苏东坡新的形象。
相比于“天才”“乐观”“旷达”等耳熟能详的标签，如今越来越多学者希望回到历史现场，理解一个更真实、更复杂的苏东坡。
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前主任艾朗诺（Ronald Egan）提出“散为百东坡”的观点。在他看来，苏东坡不是一个固定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人、一处值得不断深掘的丰富矿藏。
近日，艾朗诺接受专访，分享他眼中的“百面”苏东坡。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你为何提出“散为百东坡”这一核心观点？这一观点，挑战了关于苏轼的哪些传统认知？
艾朗诺：“散为百东坡”源自苏轼元祐六年（1091年）在颍州所作的《泛颍》。当时，苏轼任颍州知州，身处新旧党争的政治环境之中，仕途经历起伏，在自然山水中寻求慰藉。诗中“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既描写了水中倒影随波散聚的景象，也寄托了苏轼对自我的思考。
我认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苏轼形象，其实过于简单。他当然乐观、洒脱，也喜欢享受生活，但现实中的苏轼远比这个形象复杂。他经历过政治上的成功，也经历过被捕、下狱和长期贬谪。他有愤怒、挫折和自我怀疑的时候，有着非常深沉、内省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有时呈现出轻松、乐观的一面。他的“乐观”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痛苦，这恰恰是一种面对痛苦的方式。
所以，与其寻找一个固定的苏轼，不如看到不同处境中的苏轼。不同阶段、不同身份、不同文本里的他，彼此之间既有联系，也存在张力。
▲《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图书封面。（受访者供图）
记者：你聚焦研究苏轼的书信、题跋、奏议等内容。其中哪些细节容易被忽略？从西方汉学的视角看，苏轼的哪一种“面貌”最容易被低估或误解？
艾朗诺：研究苏轼不能只看他的名篇，还要深入苏轼的尺牍、题跋、杂记。这些文本往往更贴近日常写作，体裁也相对灵活，因此能够让我们看到苏轼更直接、更具体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比如，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苏轼常谈论医药、养生、酿酒，这些资料揭示了其日常生活与知识结构的广度，以及一种将生活艺术化的实践智慧。
有些学者受“文学中心主义”影响，长期将苏轼视为文学家，低估了其作为政治实践者和地方建设者的“事功”。
苏轼一生多次出任地方官，在杭州、徐州、颍州等地留下了具体的治理实践。他的“行”与其“文”并非割裂。他对民生的关注也体现在具体的施政实践中，使其在儒家“仁政”框架内，注入了更具实践性的关怀。因此，理解苏轼，不能将他的文学创作与政治实践、学术追求割裂开来。
这种从不同“切片”进入人物的方式，同样可以用于理解其他中国历史人物。比如研究杜甫，可以分别从他的儒家情怀、诗史书写、日常生活和交际网络切入，看到“诗圣”形象背后的现实处境；研究王安石，也可以从经学、诗歌、佛学以及政治实践等不同侧面入手，理解他的变法思想与个人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
▲2025年10月31日，展厅内人头攒动，苏轼真迹颇受到访者青睐，展品《书前赤壁赋》前聚集了排队观赏的游客。今年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100周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近日推出“千年神遇——北宋西园雅集传奇”特展，展出北宋文人苏轼《书前赤壁赋》、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米芾《蜀素帖》等54件珍品，展至2026年1月7日。（图片来自中新社）
记者：2000年，法国《世界报》将苏轼评为“千年英雄”。在你看来，这意味着什么？
艾朗诺：苏轼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自由、生活智慧和创造力，也许正是他能够跨越文化边界、获得法国读者关注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种选择性共鸣，评选过程中一定程度放大了苏轼身上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相通的部分，而相对淡化其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担当、世界观以及与中国帝制结构紧密缠绕的复杂性。
《世界报》的评选更像一次跨文化的重新阐释，法国读者按照自身的文化经验，重新发现了苏轼身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面。我希望我们能够意识到，不同文化对历史人物的理解，都带有自身的文化视角。
记者：若为苏轼安排一场与西方共鸣者的对话，你会选择谁？你认为他们最可能讨论什么议题？
艾朗诺：我会选择歌德，二者皆为“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在多个领域有建树，且都经历了漫长的生涯与时代变迁。
他们的对话可能围绕世界文学，探讨文学如何既能扎根于本土文化精髓，又能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困境。二人都曾身居高位，又都曾在任期间遭受挫折。他们或许会讨论，一个身处政治与社会结构中的知识分子，如何保持精神独立，同时参与现实社会。
苏轼对自然与实用知识的兴趣，也许会让他与热衷自然研究的歌德找到共同话题。此外，他们或许还会谈到晚年如何回望自己的一生，谈论如何面对生命的流逝，如何理解自己多面而复杂的一生，以及艺术创造如何成为对抗时间、整合自我的方式。
▲2024年7月30日，艾朗诺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讨论《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新书发布。（受访者供图）
记者：在当代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注重经营“人设”。苏轼的“百面”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艾朗诺：社交媒体上的“人设”往往会将一个复杂的人压缩成几个容易被识别的标签，而苏轼的“百面”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首先，真诚是复杂性的前提。苏轼的多面性并非刻意经营，而是其面对真实世界、进行真实思考、流露真实情感的自然结果。他告诉人们，不必恐惧自我内部的矛盾与流动，那可能是生命丰富性的证明。
其次，苏轼在不同身份和人生处境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诗人、官员、学者、书画家等不同身份，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他的身份是情境性的、关系性的。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苏轼对百姓存在深切同情。这种“共情能力”是苏轼所有“面”的底色，使其多面性不致流于虚无或自恋。在社交媒体时代，真正持久的影响力，仍然来自对他人的真诚关怀和切实行动。（完）
记者/孙晨慧
受访者简介：
▲艾朗诺（Ronald Egan）（图片来自中新网）
艾朗诺（Ronald Egan），1948年出生，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汉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他1976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主任、孔子学院汉学教授。
文章转载自：中国新闻网
埃及汉学家白鑫： 我为何被称为“当代马可•波罗”?
“当代阿拉伯世界的马可·波罗。”近些年，这个称呼一直跟随着白鑫（Ahmed Said，艾哈迈德·赛义德）的名字。
作为埃及人，他从尼罗河三角洲出发，走进中国，学习汉语，娶了中国籍妻子；作为汉学家和译者，他从2006年起从事汉语教学及中阿文化交流工作，译有《中国道路——奇迹与秘诀》《不与民争利》《一位埃及学者与中国的不解之缘》等作品；作为出版人，他成立埃及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把一批批中国书籍带回阿拉伯世界，曾获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不过，每当有人把他和马可·波罗联系在一起，他的第一反应却是“诚惶诚恐”。“马可·波罗穿越的是一个全球尚没有一张完整地图，且交通极为艰难的世界，而我所处的时代已经有飞机、互联网和便捷的通讯手段。”白鑫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马可·波罗是从欧洲出发的旅行者，是从欧洲视角看东方，而我是从阿拉伯世界来到中国。”
于是，这个称呼指向了另一层问题：一个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人，为什么要走进中国？又如何在理解中国的过程中，重新看见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明？
▲汉学家微信公众号制图。
没有预设终点的路
2001年，白鑫考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
那一年，学校首次开设中文专业。在当时的埃及，中文还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热度，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它意味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
白鑫却选了它。“一半是好奇，一半也是年轻气盛，我想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不过，他没有预设过这条路的终点。最初，摆在白鑫面前的问题很简单：学了中文，然后做什么呢？他想到的是翻译、教学，或者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2006年起，白鑫开始从事汉语教学及中阿文化交流工作。在宁夏银川一家企业担任阿拉伯语顾问时，他看到中国企业走向阿拉伯世界时所面对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他开始思考自己能做什么。
于是，他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开展阿中图书互译、出版工作。很快，他发现，翻译不是终点，还需要发行，需要抵达读者，只有通过更多的文化活动、科研人才培养才能促进文化交流和人心相通。
“一个个问题把我推向下一阶段，从来没有一刻是坐在那里就知道往哪里走。”白鑫将这条路比作河流，“它是一步一步展开的，像河水流淌，遇到石头就绕过去，遇到低洼就填满它。”
▲白鑫。（受访者供图）
从“旁观”到“在场”
2010年，白鑫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那之前，他读过中国的书、学过中国的语言，“但仍然是用外部视角在看中国。”
与许多海外留学生毕业后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同，白鑫选择在宁夏银川生活下来，并在那里组建家庭。他的妻子是中国人，孩子在中阿两种文化之间成长。
街巷、邻居、家庭、菜市场，以及没有写进教科书里的生活细节，开始成为他认识中国的重要切面。“当你在一个地方有了家、有了街坊，就不再是异国他乡了。”白鑫进一步指出，“我开始用一种真正‘在场’的方式理解中国，而不是‘旁观’。”
他把中国称为自己的“第二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里面，他看到了阿中文明之间联系与相似。据他观察，埃及和中国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一些自己在埃及习以为常的观念，在中国同样能够找到，比如尊重长辈、重视家庭、敬畏历史，以及相信时间的力量。
有时，这种相似感甚至能够具象化地回溯到某个场景。“当我走在银川的老街巷里，看到那些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孩子们在巷子里奔跑，我的感受和在埃及的村庄里几乎是一样的。”白鑫回忆说。
26年间，中国逐渐从他的研究对象，成为他理解世界的参照。“最大的变化是视角。”他说。从“埃及看中国”，到在两个文明之间来回看，白鑫逐渐形成了一种双重视角。“这种视角一旦形成，就回不到单一眼光里去了，我已经很难把自己和中国分开。”
▲白鑫。（受访者供图）
在中国文学里看到“人”
从读者变成译者，再从译者走向出版，书籍恰如白鑫进入中国社会的一级级阶梯。
刘震云、王小波、莫言、徐则臣等作家虽然书写的是不同的中国，却帮他从不同的窗口打开了中国，摆脱了对中国的单一想象。
“刘震云是我最爱的中国作家之一，我也翻译了他的多部作品。”刘震云笔下的乡村，让他看见的是那些沉默、平凡、在时代缝隙中生活的人。王小波则给了他完全不同的冲击。“他的反讽、他的幽默、他对僵化思维的质疑，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自由和追求。”
莫言笔下的中国，又勾勒出另一个画面。“莫言让我看到一种魔幻的、色彩浓烈的中国乡村，它像一幅巨大的壁画，把历史、神话、苦难和幽默都画在一起。”而徐则臣让他看到的是“流动中的中国”。“他笔下那些在流动中寻找归宿的人，是普世的。”
在白鑫看来，这些作家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写的都是普通人。他们不写英雄史诗，不写帝王将相，而是写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着活下来的平凡人。”白鑫坦言，“透过这些作品，我读懂了鲜活的中国，以及一群鲜活的人们。”
当中国文学走进阿拉伯世界
不仅要自己读懂，白鑫还想让远在阿拉伯世界的读者读懂中国。
“20年前，阿拉伯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基本为零。偶尔有人听说过《西游记》或鲁迅，但很少有人读过。”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
白鑫介绍，在阿拉伯地区已经输出近千项中国版权，来自20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读者会主动询问新书。“他们不再把了解中国当作一种猎奇行为，而是一种阅读选择。”
据他观察，中国文学最容易打动阿拉伯读者的，是家庭、亲情、命运等跨越文化的共同经验。“家庭是阿拉伯社会的核心单位，家庭关系中的爱与张力，是我们共通的。”
历史和社会题材同样受到关注。白鑫表示，阿拉伯世界也经历过剧烈的社会转型，因此，许多读者希望通过中国文学理解一个拥有悠久文明的国家，如何面对现代化、城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此外，儿童文学也为阿拉伯读者提供了另一个观察中国的切面。“孩子的天真、善良、对世界的好奇，不需要翻译就能理解。”
“好的作品往往并不害怕文化差异。”白鑫笃定地说，“刘震云的《一日三秋》就是如此。”他回忆，尽管作品中有大量中国豫剧和乡村生活的细节，与阿拉伯读者相距遥远，但出版之后的反响却让他意外。“这说明真正好的文学，它的穿透力是超越文化差异的。”
另一本让他感触颇深的书，是他自己翻译的一本介绍中国发展经验的书《中国道路——奇迹与秘诀》，这本书曾进入埃及畅销书排行榜。他发现，阿拉伯读者并不关心那个被西方媒体包装出来的中国，而是真正关心中国的发展经验。“他们不满足于知道中国很强，他们想知道中国是怎么变强的。”
在翻译的时候，白鑫会想到埃及农村，会重新理解自己的国家。尤其是涉及中国脱贫和基层发展经验的部分，他常常想到埃及那些同样美丽、却被忽视的乡村。他开始思考，既然中国能够完成脱贫，那么埃及要想实现脱贫还缺少什么？
“不只是资源和技术，还有治理能力、长远规划，以及把发展作为一个持续推进的动力。”白鑫解释道。不过，白鑫并不认为埃及可以照搬中国发展经验，恰恰相反，要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之路，“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寻找自己的道路’的方法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
从语言到文学，从社会到政治，这也是他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转变。
▲《中国道路——奇迹与秘诀》图书封面。（图片来自五洲传播出版社）
一座桥的两端，都是自己
如今，越来越多阿拉伯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他们关心的问题就像白鑫当年一样现实明了：中文难不难？能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白鑫并不否认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他希望年轻人透过语言，看到的不止是眼前的就业机会，还有远方的文化和历史。“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与我们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读懂它、理解它、与它对话。”
在他的世界观里，语言是一座桥，桥的这边是自己，桥的那边是别人。“学中文的真正意义，不是变成中国人，也不是永远站在桥的一端，而是当你走过去之后，再回头看看曾经的自己，对自己有了更深的理解。”这句话，也是白鑫的人生写照。
所以，如果要回答“为何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马可·波罗”这个问题，白鑫的答案并不在“马可·波罗”这个名字里。“要类比的话，我更愿意被视为‘新时代的伊本·白图泰’。”他表示，这位十四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从自身文明出发，去理解一个广阔世界，再把经验带回来，这种方式与自己的经历更加接近。
“我不是发现中国的人，而是愿意成为一个理解中国、讲述中国，同时重新理解自己的人。”或许这才是这个称呼背后，值得讲述的人生故事。
文章转载自：汉学佳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