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末的岳麓山，霜降过了，立冬未至，满山枫叶正从绿转黄、从黄转红，像一册翻到高潮处的史书，每一页都染着不同深浅的朱墨。沿清风峡拾级而上，石阶被岁月磨得温润，两侧古木参天，偶有落叶旋着飘下来，打在肩头，又滑到脚边——想那百年前的秋日，是否也有同样一片枫叶，落在一个书生的长衫上？
爱晚亭便在那里了。绿琉璃瓦在秋阳里泛着沉静的光，飞檐翘角如大鹏展翅，仿佛随时要驮着一亭秋色凌空而去。亭额上“爱晚亭”三字红底鎏金，笔锋里藏着雷霆。亭柱楹联被风雨洗过两百余年，字迹依然端肃——“山径晚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只是此时没有夭桃，满眼是枫。杜牧那句子在唇齿间翻来覆去地滚：“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千年前的一句诗，让一座亭子有了名字，让一峡枫叶有了魂魄，让每一个十月底来此的人，都成了那个停车不去的过客。
想那乾隆五十七年，罗典先生在此筑亭，不过是为岳麓书院学子添一处读书论道的所在，那时唤作红叶亭，又叫爱枫亭。后来毕沅来了，一抬头看见满谷绯红，当即想起杜牧的诗句，挥笔改名“爱晚”。一个名字，把秋天的血色和诗人的酒意一同酿了进去。从此这座亭子便不只是亭子，是一句可以走进去的诗，是一年一度大地写给天空的情书。
更叫人低回的是那些在此停留过的青春。想那张南轩与朱晦庵，当年从岳麓书院出发，踏着同样的秋色往来于湘江两岸，一个“爱”字未出口，理学与心学的论辩已如枫叶般纷纷扬扬落满山径；想那王夫之，明亡之后隐居石船山，是否也曾在某个十月底登上岳麓，对着满山红叶，将一腔孤愤化入著述；想那魏源，睁眼看世界之前，是否也在这亭中坐过，看枫叶从枝头坠落，忽然悟出“变则通”的道理；想那谭嗣同，浏阳人的血性在秋风里翻涌，墓庐就在山脚不远，生前可曾来此独坐，对着霜叶想那“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结局。最是那一群在亭中夜话的青年——毛润之、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1913到1918年间，无数次于课后从湖南一师渡江而来，或坐亭中诵读，或仰观枫叶，或激烈辩论至夜深，索性在亭子里和衣而卧。那时的爱晚亭没有彩绘藻井，没有鎏金匾额，风雨穿堂而过，但那些青年的眼睛里燃着比枫叶更红的东西。他们从这座亭子出发，走向了井冈山，走向了延安，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如今亭内窗棂上刻着《沁园春·长沙》，那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读来仍叫人心头一震——想那苍茫大地，不就是从这满山红叶里走出来的么？
一座亭子，若只供人歇脚，不过是个亭子。可若有人在亭中想过天下事，写过天下文章，立过天下志，那亭子便不只是亭子，是一方水土的魂，是一段历史的锚，是一粒在秋风里也能烧起来的火种。罗典的笔、毕沅的眼、杜牧的诗、毛蔡诸君的脚印，一层一层叠上去，叠成了一种叫“湖湘”的东西。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十月底一来，满山枫叶一红，便觉得它就在风里，在石缝里，在每一片旋转着落下的叶脉里。
此刻坐在亭中，秋阳从飞檐缝隙漏下来，在石桌上织出斜斜的光纹。风过时，满谷枫叶簌簌作响，像千万人在低语。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千百年了，为何这亭子的名字里总要有一个“爱”字？爱枫亭、爱晚亭——罗典爱的是书院的少年，毕沅爱的是杜牧的诗句，毛蔡诸君爱的是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一个“爱”字，看似柔软，实则千钧。因为爱，所以停下车来；因为爱，所以筑起亭子；因为爱，所以深夜不归；因为爱，所以一个民族在血与火中也要为下一代人争一个可以自由赏枫的秋天。
十月底的风又起了，一片红叶从亭角飘下来，在石阶上打了个旋，落在脚边。俯身拾起来，叶脉分明如掌纹，边缘已微微卷起，却红得正烈，像一小片凝固的火。忽而想，这片叶子从春天发芽到此刻飘落，不过七八个月的光景，比一个人的青春还短。可来年秋天，它化作泥土，滋养树根，新叶又红。亭子也是一样——罗典建的亭子早在战火中毁了，可1952年又建起来；毕沅题的匾额早已不存，可毛泽东的手迹又补了上去。人是一代一代走的，亭是一代一代修的，唯有那满山枫叶，年年红得不管不顾，像在说：你看，秋天总会来的，红叶总会红的，那些在亭中想过天下事的人走了，还会再来。
所以十月底来爱晚亭，不必伤感。霜叶红于二月花——二月花是开在枝头的，不经风霜，不知寒暖；而霜叶是经了春的雨、夏的晒、秋的霜，才红得这样透彻、这样沉着。人生亦然。少年时的理想如春花，固然热烈，却易凋零；唯有经过世事风霜，那理想还在，还能在十月底的寒风中烧成一树红叶，才算真正活过一回。
起风了。满谷枫叶哗啦啦地响，像在翻一本极厚的书。合上书页起身，石阶那头，又有一群少年上来了，背着书包，说说笑笑，从亭前经过，往更高处走去。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投到亭前的枫树上，影子与红叶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红叶，哪是青春。
忽而觉得，十月底的爱晚亭，年年都在赴一场约会——与诗书约，与历史约，与那些不肯老去的理想约。来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赴约的心却从来一样：看一山红叶，想几件大事，然后下山去，在各自的时代里，做一片能红到最后、落得从容的霜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