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掀起一股聊斋文化热潮，累计吸引观众达40万人次。人们走进展厅，与狐鬼花妖隔空对望，感受那个游走于虚实之间的志怪世界。
志怪故事从魏晋笔记到明清杂谈，流传已逾千年，直到今天也未曾真正淡出读者的视野。它们写鬼神，也写现实；许多篇目不仅交代人物与情节，还刻意留下具体的府县、桥梁与街巷，仿佛为虚构的灵异安放了可寻的坐标。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晚明志怪中的鬼怪为何频频出没于北京、苏州、杭州、南京等繁华都市？倘若将这些故事一一标回地图之上，那些盘桓于街巷市井的幽灵，又将为我们勾勒出怎样一幅文人交游与市井生活的图景？
美国汉学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韩瑞亚长期深耕明清志怪小说。近日，她接受专访，讲述自己如何从研究狐狸形象走向绘制“志怪地图”，也聊了聊这些数百年前的鬼狐故事，在今天还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东西问客户端制图。
奶奶讲的故事，埋下了志怪的种子
韩瑞亚从小喜欢神话、童话和科幻，也常翻阅介绍世界各地神话的书。
小学二年级时，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阅读了中国志怪故事。一本以中国家庭为背景的儿童读物中，奶奶常给孙子、孙女讲中国的神话和传说，其中还有改写自《聊斋志异》的狐狸故事。
“我当年不知道这是志怪小说，只觉得是好看的儿童读物。”多年后，韩瑞亚重新翻看这本书，才认出童年读过的故事与《聊斋》的关系。
真正让她萌生学习中文念头的，是《西游记》的英译本。“我决定学汉语，就是因为我读了《西游记》的翻译本。”进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后，她开始学习中文，希望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
本科期间，韩瑞亚以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作为毕业论文研究对象。这部书是清代“才学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兼有海外游历、神话幻想和讽刺意味。
她原本打算继续研究中国章回小说，但当时刚到哈佛任教的汉学家蔡九迪开设的一门中国文言小说课程，使她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志怪小说。
“志怪故事大多篇幅短小，有的只有几百字，短的不过寥寥数十字，却装得下鬼魂、狐狸、梦境和普通人的奇异遭遇。故事很短，意义可能很深。”韩瑞亚从这些看似简单的小故事中看到人情、信仰与社会生活。在研究生的第一年，她确定了志怪小说这一研究方向。
后来，她获得来华进修的机会，前往天津南开大学。那一年，为了寻找明清各类志怪小说集，她经常往返北京、天津，先后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图书馆查书。
“只要在目录里发现有一本明清志怪小说集，无论它有没有名气，我都会要求去翻一翻。”
那时，她翻阅这些书的目标十分明确：寻找狐狸。
▲韩瑞亚著《异类：狐狸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叙事》英文版。（图片来自哈佛大学出版社）
“我有一点对不起这些作品”
狐狸是韩瑞亚最早集中研究的志怪形象。
她回忆时提到，志怪小说中的狐狸形象出现频率很高，而且形态复杂、变化多端，从报恩、诱惑到修行成仙都有不同写法，这种“反复出现但不断变形”的特征，让她在最初阅读时被吸引，也因此把狐狸作为进入这些作品的第一个切口。
准备博士论文时，她翻阅了大量明清志怪小说集，只专注于与狐狸相关的故事，“我当时都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些作品。”一部志怪小说集明明收录了许多故事，她认真读过的，却主要是与狐狸有关的部分。
志怪小说集不同于一部长篇小说。后者往往有连续的人物和情节，志怪书中却收着大量彼此独立、内容庞杂的短篇。若每次只挑某一类故事，很难看见整部书的样子。
韩瑞亚开始寻找另一种读法。
“不是一篇故事接一篇故事地读，而是一本书接一本书地读。”她想找到一条能够连接不同故事的线索，让那些看似零散的篇目重新产生联系。
地理位置，就是她找到的一条新线索。
志怪故事往往开篇不久便交代地点：某府、某县、某座桥。早年研究狐狸时，韩瑞亚更关心情节，遇到陌生地名往往一带而过；后来再读这些书，她会停下来查找：“以前我可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也不知道在哪儿，所以关心的是故事情节，而不是地方。”现在遇到陌生地名，她会“立刻去查这是哪儿”。
哪些地方在一部书中反复出现？作者为什么会知道这里的故事？沿着这些问题，她开始把目光从故事中的狐狸，移向故事发生的地方。
▲韩瑞亚著《异类：狐狸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叙事》中文版。（图片来自中西书局）
鬼怪为什么频繁出现在城市？
韩瑞亚最先从《狯园》中注意到地理的重要性。
《狯园》的作者钱希言是常熟人，长期生活在苏州，书中的故事常会具体写到城门、桥梁和街巷。过去，这些地名只是她阅读时容易略过的背景；后来，韩瑞亚开始意识到，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也许能看到一部志怪小说的另一层结构。
数字工具的发展让这个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她把书中的府、县、城市等地理信息逐条整理出来，再标注到地图上。为了比较同一时期不同作者笔下的志怪世界，她又选择了王同轨的《耳谈类增》。
目前，她为《耳谈类增》整理的表格约有1242行，《狯园》约有1070行。当上千条地理信息汇集在一起，一些过去不容易察觉的规律出现了。
《耳谈类增》中，故事较多的五个府域依次为顺天府、黄州府、苏州府、应天府和杭州府；《狯园》则依次为苏州府、杭州府、顺天府、常州府和应天府。两个作者的家乡都占据重要位置，北京以及南京、苏州、杭州等繁华城市也反复出现。
这与人们对鬼怪故事的通常想象并不相同。怪异似乎应该发生在荒山、古寺和偏僻乡野，但两部晚明志怪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恰恰集中在人口密集、往来频繁的地方。
“在人多的地方，故事也多。”韩瑞亚认为，地图呈现出的其实不只是鬼怪故事的地理。王同轨熟悉黄州，钱希言熟悉苏州，作者生活过的地方、朋友熟悉的地方，往往会在书中留下更多故事。
北京尤其如此。文人因科举、仕宦来到京城，商人、旅人也在此停留。不同地方的人带来各自的经历和传闻，又在北京听到新的故事。地图上的密集，也折射出晚明社会中人的流动和信息交换。
从这个角度看，志怪小说还保留了作者的一部分社会关系：他来自哪里，去过哪里，与哪些地方的人来往，又能够听到怎样的故事。
当然，地图也存在天然的边界。一个地方在地图上留下空白，不代表那里没有怪谈，“可能是这个作者没听过这个故事。”地图记录的与其说是“哪里有志怪”，不如说是哪些地方记录着晚明文人的知识世界。
当一个个地名汇集起来，韩瑞亚重新拼出的不仅是晚明鬼怪活动的空间，也是一幅由家乡、旅行、科举、仕宦和人际交往共同构成的社会图景。
▲2024年6月18日，韩瑞亚在南京大学开展以“明代志怪小说地理研究”为主题的讲座。（图片来自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在苏州，寻找故事里的桥
随着地图不断扩充，韩瑞亚也开始走进故事发生的地方。
苏州保留了不少旧地名和古城格局，一些明代志怪小说里的桥梁、街巷，今天仍能找到踪迹。真正站到故事里的桥边，眼前却没有什么阴森景象。
“它在一个故事里发生过很怪的事情，但它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韩瑞亚说，“这也是志怪小说的魅力。”
这种寻找也延伸到了中国的旅途中。坐高铁经过不同城市时，她有时会打开电脑里的地图，看看附近留下过哪些志怪故事。到中国各地讲座时，她也会特意查找与当地有关的故事。
听众有时会告诉她，自己小时候也听过相似的水鬼传说，或发现古书里的怪谈与家乡仍在流传的故事颇为相似。几百年前的奇闻，就这样重新与今天的地方生活发生联系。
这些故事能够在数百年后被重新放回地图，也与中国古代的记事传统有关。韩瑞亚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历史记录，早期志怪与历史书写也有密切联系。一些作者将正史没有收入的神怪异闻记下，即使到了《聊斋志异》，“志”仍带着“记下来”的意味。
▲韩瑞亚。（图片来自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那么，研究这些年代久远的鬼狐神怪，对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韩瑞亚认为，这种意义未必直接，但“人会用故事理解他们的世界。古人是，现代人也是”。
死亡之后会怎样？做好事是否会得到回报？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古人借神仙鬼怪思考这些问题，今天的人也会通过科幻等故事继续追问。
至于读中国文学能否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韩瑞亚并不认为读完一部《三国演义》或《红楼梦》，就能得到答案。
“真正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外国读者读过这些作品，再与中国读者谈论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彼此之间便多了一些共同语言，多了一个共同话题。”
或许，一张“志怪地图”能够带来的也是如此。它不会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中国是什么”，却可以从一座桥、一个地名、一则几百年前的怪谈开始，让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的人，多一个理解彼此的入口。（完）
文章来源：中新社，作者：李紫薇